煤炭产业景气度将持续提升

第二种例外是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

首先，很多实在法的规定都表明：法律行为的内容经常都是实在法规范介入的结果，[59]例如，在法律行为存在漏洞时应由任意规范补充的情况。因此，法律行为并不仅仅只是在有疑义时才需要解释，而是在每一个将以法律行为作为裁判前提的案件中都必须加以解释。

[51]然而，通说似乎对法律行为是否具有规范性的问题，闪烁其词。如帕萨雷利（G.Santoro- Passarelli）认为，意志并不是独立或高高在上的，意志之所以适合产生法律效力，是由于另一个在实在法中的意志授权如此。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法律行为与任意规范之间的关系仅是两种不同规范意志之间的关系。②早期的客观论将法律行为当作一种被实在法所评价的事实，由此，法律行为被转化为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而获得规范上的重要意义，也就当然具有合法性。[47]并且，该理论也不恰当地排除了个人在实践层面的自发履行所具有的意义。

我们知道，在根据国家法的规范意志所建构的法律事实的传统理论体系中，法律行为实际上既与事实不同，也与狭义的法律上的行为不同。[35]Cfr. G. 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48.[36]Cfr. G. 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p.35-36.[37]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6-42。[19]财产权从单纯保障私人自由任意地使用和支配财产，转而开始承担社会利益再分配的功能。

在立法者规定财产权内容之前，还不存在宪法上的财产权。也就是说，在一项无补偿的社会义务被认为过度限制了财产权的情况下，立法者也可以考虑对这种较严重的限制给予适当的补偿，这样，财产权人所遭受的利益损失就获得一定的平衡。许多公法上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性规定借由此种解释进入民法，对民法所有权的基本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45]德国关于住房租赁的诸多法律为承租人提供了严密保护，一方面通过对租赁合同的解约限制，使得出租人解除合同受到诸多限制，[46]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租金的上涨。

征收（Enteignung）的本义是没收、剥夺。[12]参见邓晓芒：《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7]这意味着，财产权固然仍然是私人的，仍然为个人利益而使用，原则上个人对其财产权标的仍然有自由使用、支配、处分的权限，但财产权的行使，也需要同时有助于公益。在这样的基础上，尽管保障个人的财产自由仍是财产权的核心内容，但无论如何，财产权规范开始承担社会利益分配与协调的功能，也就是型塑社会秩序的功能。从绝对保护私人的财产自由，到强调财产权的行使同时须有助于公共福祉，理论变迁的背景是人类生存状态的根本性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利哲学的变迁。比如，考虑到工资收入是劳动者基本的生存条件，企业主对于自己企业的支配权就受到制约，企业的经营必须同时考虑到其雇佣的劳动者的利益。

[42]对于财产权的此种限定，是出于财产权的社会关联性的考虑。[17]参见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第67-68页。首先，在魏玛宪法第153条的解释中，宪法上所有权的标的被扩充到任何具有财产价值的私权利，[13]而不限于物。为了避免理解上的歧义，将并给予补偿前的逗号删去。

1975年，德国通过了《雇员参与决策法》，按照其中其7条的规定，监事会成员由相同人数的股东代表（资方监事）和工人代表（劳方代表）组成。）[3]这一规范内涵最为明显的体现，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草案）中一个逗号的删除。

与此相适应的是，我国宪法中有着大量的社会权条款，而这些条款本身就隐含着要求私人财产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内容。批评者认为，在私有财产之前加上合法的限定词，就意味着必须先由立法者认定合法后，财产始受宪法的保护，这减损了宪法对私有财产提供普遍和完整保护的意义。

出租方除了还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以外，使用和处置土地的权利被完全限制。这一观念在魏玛宪法第156、165条中已经出现，之后1920年的《企业职工委员会法》也对此作出了规定。此种限制往往被视为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是私人财产为了社会公共福祉所应承受的正常负担。这是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第一次被规定进宪法，也标志着财产权观念的重大转变。通过观察近代民法典的规范，可以更加直观地理解这种强调个人自由、强调私有财产权绝对的理念。[51]GünterDürig,ZurückzumKlassischenEnteignungsbegrigg,JZ1954,S.9.[52]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第665页。

如果不能秉持一种在宪法框架下平衡私人财产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路，基于财产而产生的法律争议和社会矛盾就可能导致危险的社会分裂，并最终损害财产权自身。财产权负有社会义务是对财产权绝对观念的根本反思，伴随着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以及从民法所有权到宪法财产权的理念和制度变迁。

只有在财产权的内容通过立法而具体化后，才会产生对这个已然存在的权利进行限制的问题。关键词:财产权/社会义务/所有权绝对/征收/合宪性审查我国宪法学界对于财产权的研究，较多关注的是财产的征收及相应的补偿问题，[1]对于法律制度中普遍存在的不予补偿的单纯财产权限制较少涉及。

[11]在批评者看来，所有权的观念不能与社会的理念相违背，充分考虑财产所处的社会关系并服从法律所设定的界限，才是真正实现财产自由的方式。在依然保障财产权的私人性、自由性的前提下，财产权的社会关联性，就成为现代宪法下建构财产权法律制度的新的重要层面。

（二）社会主义原则在我国宪法第13条的3款规定中，并没有出现类似德国基本法14条第2款财产权负有义务。财产权的基本功能是保障个人在财产法领域的自由空间，并由此使其型塑自我负担的生活成为可能，[20]也就是保证个人在经济上自我决定并自我负责，使其可以通过其自主意志而形成其经济生活的基础。如果法律只是一般性地规定个人的某种财产在某种情况下应该承担义务，则这种概括性规定，是一律地针对所有相关财产的，所以只是一种社会义务，而非个案性的征收。[16]薛军：《民法—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以欧洲近现代民法的发展轨迹为中心》。

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但当这种负担在方式、范围和强度上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对有关的财产所有人造成了特别牺牲，就必须认定为征收而予以补偿。

（二）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形成还是限制？在与征收进行区别后，进一步要区分的是：立法者为财产权设定社会义务与立法者对财产权的具体化之间是何种关系。近代民法所有权的最重要范例是土地所有权，当时所盛行的是上达天宇，下及地心的土地所有权观念。

但根据德国的《水涵养法》的规定，土地所有者使用地下水要取得主管部门的许可。私有财产权保护在2004年修宪时进入宪法，是与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

（一）雇员参与决策权雇员的参与决策权是指雇员可以参与公司或者企业的经济和社会决定。[8]尽管得到了民法典的确认，但所有权绝对自由的观念还是引发了深刻的忧虑和激烈的批评。理查德?A?艾珀斯坦：《征收——私人财产和征收权》，李昊、刘刚、翟小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6-157页。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对于当代公司治理的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39]是一种基于经济伦理而对企业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40]其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有着相同的逻辑。

与此相对，如果财产有着更多的社会关联性，承担着更多的社会功能，则通过法律对其进行的限制就应该更强。在法律上确立二者的区分标准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界限不清，公权力就可能将征收伪装成财产权所应承担的社会义务而逃避补偿

[66]并且，这种限制已经使得财产的所有者没有什么权利可言了，他们只是名义上还是土地的所有者，只能接受由行政机关决定的低廉租金，并且不能使用和处分自己的土地。如果将地下水仍作为土地所有权的内容，而任由土地所有者使用，无疑会损害公众对于水资源的利益。

这些对财产权的单纯限制显然无法被宪法13条狭窄的字面含义所涵摄，因为这些措施既不是征收与征用，也没有对财产权所受损害的相应补偿。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驳回了这一宪法诉愿，认为该法虽然限制了股东们成为监事会成员的机会，从而限制了他们对于自己财产的支配权，但这种限制仍然在宪法所允许的社会义务的范围之内，从而该法并没有违反宪法。